争议焦点：本案的争议核心在于如何区分民间送养行为与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构成的拐卖儿童罪。具体难点包括：被告人潘某收取收养人曾某英支付的48000元，是否属于“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进而推定其具有非法获利目的；潘某在未婚先孕、无经济来源、孩子父亲被羁押的情况下将婴儿送人，究竟是迫于生活困难还是借送养之名牟利；以及介绍人熊某荣和收养人曾某英是否因此构成共犯或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

基本案情：2014年，潘某与岳某某恋爱同居。2017年潘某怀孕后，岳某某因涉嫌犯罪被羁押。潘某因未婚先孕且无经济来源、无抚养能力，欲将孩子送养。朋友熊某荣得知后，介绍了在北京工作、婚后多年无子、经济条件良好的曾某英。曾某英主动表示愿意收养并支付六七万元“感谢费”。潘某经了解，确认曾某英夫妇结婚十余年未育，曾两次尝试试管婴儿均失败，收养意愿强烈。2017年12月25日潘某产下一女婴，曾某英前来照顾并垫付医药费5000元。潘某两次到看守所与岳某某商议，岳某某表示因被关押无力抚养，由潘某决定。2018年1月2日，双方在律师事务所签订送养领养协议，约定潘某有探望权但不得要回婴儿。同日，曾某英夫妇向潘某支付43000元、向熊某荣支付2000元，后将婴儿带走抚养至案发。经鉴定，岳某某、潘某系婴儿生物学父母。

裁判结果：陕西省西乡县人民法院一审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潘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以拐卖儿童罪判处熊某荣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三千元；以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判处曾某英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宣判后潘某、曾某英上诉。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撤销原判，改判潘某、熊某荣、曾某英均无罪。

武汉千思刑事律师解读：

本案二审改判的关键在于准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法发〔2010〕7号）第16条、第17条。根据该意见，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而迫于生活困难，私自将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构成犯罪。区分二者的核心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本案中，二审法院从送养背景、原因、双方经济条件、收取钱财的态度及数额是否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等角度综合判断。潘某系未婚先孕、无经济来源、孩子父亲被羁押，家人无力帮助，其送养决定是在反复犹豫并征求孩子父亲意见后作出的，并非将生育作为获利手段。潘某充分考察了曾某英的抚养意愿和经济条件，双方签订了明确约定探望权的送养协议，潘某还表示“钱多钱少无所谓，只要对孩子好”，可见其关注的是孩子未来成长而非钱财。曾某英主动提出给钱，潘某并未讨价还价，48000元对于经济条件较好且曾花费巨资做试管婴儿的曾某英而言，不属于“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因此，潘某主观上不具有非法获利目的，其行为属于民间送养。熊某荣作为介绍帮助行为亦不构成犯罪。曾某英以抚养为目的收买孩子，因潘某不构成拐卖儿童罪，其行为也不符合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不能唯数额论，应结合送养背景、双方经济条件等综合判断；辩护人在类似案件中应重点收集证明送养原因、收养人抚养意愿和能力、送养人对孩子的关注程度、收取钱财的被动性等证据，以证明行为人缺乏非法获利目的。此外，本案也反映出民间送养与非法出卖子女的灰色地带，建议确有送养需求的家庭通过合法收养程序进行，以避免刑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