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焦点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电影《再见，少年》逾期上映，投资方北京某传媒有限公司能否以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为由，主张免除违约责任。这一矛盾点触及不可抗力免责制度中因果关系认定、通知义务履行及举证责任分配三大难点，尤其当合同履行期较长、存在其他延期动机时，如何判断不可抗力与违约之间的真正关联，是司法实践的典型难题。

基本案情

2020年1月13日，马某政与北京某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电影（再见，少年）投资合同》，约定马某政投资11.5万元，占影片总投资额0.115%，传媒公司负责制作、上映等事宜，并承诺在2020年12月31日前上映影片，可因档期调整等原因延期最长不超过6个月，即最迟应于2021年6月30日前上映，否则退还全部投资款并按年利率8%支付利息。签约后，马某政支付了全部投资款。影片于2019年已完成拍摄和后期制作，于2020年7月取得公映许可证，但传媒公司最终于2021年8月27日才上映，超出最长承诺期限57天。延期期间，传媒公司曾计划于2021年4月上映，后因顾虑同导演、同演员电影《我的姐姐》档期冲突而再次推迟，且未将该情况通知马某政或协商。影片上映后票房约2025.1万元，处于亏损状态。马某政遂诉请确认合同解除、退还投资款、支付利息及律师费。

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双方《投资合同》于2021年12月15日解除，传媒公司退还投资款11.5万元并支付自2020年1月13日起按年利率8%计算的利息，驳回律师费诉请。传媒公司不服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认为，传媒公司以不可抗力免责的抗辩不成立，其应承担逾期上映的违约责任。

武汉千思律师解读

本案精确厘定了不可抗力免责抗辩在合同纠纷中的适用标准，对投资合作类合同具有直接参照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第五百九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根据上述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适用不可抗力免责规范，应当同时具备以下三方面的要件：一是在实体上，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因果关系；二是在程序上，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当事人一方应履行通知义务；三是在证据上，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当事人一方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不可抗力免责并非仅凭事件存在即可成立，必须同时满足实体、程序、证据三重要件。本案中，法院从四个方面否定了疫情与迟延上映之间的因果关系：合同履行期长达一年半，疫情并非持续影响；公映许可证于2020年7月即已取得，当时市场已在恢复；影片曾定档2021年4月，足以证明疫情未构成实质障碍；最终延期实为避开同阵容影片档期，属于商业判断而非不可抗力。这确立了裁判规则之一：若违约方存在自身商业决策介入，且该决策与不可抗力无关，则因果关系中断，不可抗力免责不予支持。

更值关注的是通知义务的独立价值。传媒公司在整个延期过程中未将变更事项通知投资方马某政，亦未协商。法院明确指出，怠于通知使对方丧失了选择继续履行或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机会，据此否定其完全免责的抗辩，即使不可抗力曾有一定影响，未履行通知义务本身即导致抗辩失效或削弱。这透露出清晰信号：通知义务不是附随性、可事后补救的程序动作，而是不可抗力免责成立的构成要件，未及时通知的当事人应承担不利后果。

举证责任方面，传媒公司在诉讼中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合同履行受疫情的具体影响，亦承担了败诉后果。这提示合同主体，对不可抗力事件的记录、通报与证据固定应当贯穿履约全程，事后举证不足同样会导致免责主张落空。

问题延伸分析，在影视投资、建设工程、技术开发等周期长且易受外部环境影响的合同中，当事人往往习惯援引不可抗力作为“兜底理由”。但本案表明，法院审查日趋精细：会区分不可抗力与商业风险、市场变化、自身经营决策的界限；会审查通知是否及时、内容是否明确；会要求举证证明力达到高度盖然性。由此引申的合规启示在于，企业遭遇不可抗力事件时，应第一时间以书面形式详实说明事由与影响范围，并保留送达凭证，同时对后续任何基于商业考量的独立决策审慎评估，避免因杂糅行为切断因果链条。对于投资方而言，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重大事项的通知时限与协商机制，并约定违反通知义务的违约责任，可有效制衡信息不对称，在对方怠于披露时掌握救济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