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焦点

被执行人赵某平在履行刑事判决确定的退赔责任后，是否还需要向其抢劫罪被害人高某霞支付历时十余年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高某霞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关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规定，主张以10.36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共11万余元利息，而刑事裁判涉财产执行领域对此持否定态度，民事执行惩戒机制能否移植到刑事退赔程序成为矛盾焦点。

基本案情

2004年，赵某平因犯抢劫罪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处罚金2.6万元，并判决继续追缴犯罪所得10.36万元发还被害人高某霞。判决生效后案件进入执行，长期未能执结，2023年恢复执行，法院扣划赵某平银行账户12.96万元，将其中10.36万元发还高某霞，余款作为罚金上缴国库。高某霞认为仅取回本金远不足弥补损失，遂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赵某平支付自2004年11月1日判决生效起至2023年2月28日止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约11.39万元。

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执行异议裁定驳回高某霞的请求，高某霞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法院于2024年5月裁定驳回其复议申请，维持原裁定。两级法院均认为，刑事退赔执行应以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数额为准，不适用民事执行中关于迟延履行责任的规定。

武汉千思律师解读

本案的难点与冲突直接源于刑事退赔与民事金钱债权执行内在法理的不同。责令退赔由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旨在恢复被害人的直接物质损失，性质上仅填补本金，不包含利息、可得利益等间接损失。最高法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进一步明确，对被害人损失应按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发还或赔偿，这意味着退赔数额被锁定在判决载明的直接损失范围内，迟延履行利息完全被排除。高某霞援引的民事诉讼法加倍支付迟延利息的条文，其主要功能是惩戒和督促民事执行中的金钱给付义务，同时带有对申请执行人的补偿，但刑事退赔执行有着独特的惩戒与督促体系。最高法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六条规定，罪犯是否积极履行刑事裁判涉财产义务，直接影响其在减刑、假释时是否从宽或从严掌握，这本身就是对迟延履行的惩罚和压力机制。若在退赔之外再施加民事迟延履行利息，无异于就同一不履行行为对被执行人施以双重惩戒，造成责任过重，有违比例原则。这正是法院驳回高某霞请求的深层理由，确立了刑事退赔执行不适用民事迟延履行责任的裁判规则。

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刑事罚金、没收财产等执行事项，均不产生迟延履行利息。被害人如果因犯罪行为遭受人身伤害或财物被毁坏，可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赔偿，但抢劫类犯罪的追缴退赔本身专注于违法所得返还，难以成为追加利息的请求权基础。不过，被害人并非毫无筹码，若执行法院扣划的银行账户存款在划拨前产生了活期利息，实践中这部分孳息有时会随本金一同发还被害人，但这属于天然孳息，与惩罚性迟延利息性质根本不同，虽存在争取空间，却不能混淆。对于长期未履行的刑事退赔义务，被害人应当持续关注被执行人财产动向并向法院提供线索，利用减刑、假释审查这一特有督促机制，推动执行。同时，追缴退赔义务不受执行时效限制，只要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即可随时恢复执行，保障被害人最终全额取回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